毛主席的这张照片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很多人甚至长久以来都在家中悬挂。那么，对于照片背后的故事，您又了解多少呢？
1936年7月，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·斯诺与毛主席一见如故，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陕北保安的窑洞前，他即兴拍下了这张影响深远的照片，定格了那段永恒的回忆，还被誉为“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”。
除此之外，斯诺还是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作者，被西方国家称为“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式的书籍”。这本书，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歪曲宣传，而且还让全世界都认识了一个全新的“红色中国”。
作为一名外国人，斯诺是如何拍出如此传神的照片？又是如何写出如此经典的著作？本着尊重客观历史的态度，文史不假带您深入了解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国际友人，了解他与毛主席和新中国的真挚情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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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诺的全名是埃德加·斯诺，于1905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市，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幺。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印刷厂，母亲专心在家相夫教子，两人都希望小儿子可以读书学习以便将来继承家业。
不过，斯诺从青年以后便对新闻产生了浓厚兴趣，更对神秘的中国充满兴趣。1928年7月，他刚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就瞒着父母偷渡来到中国的上海，担任了《密勒氏评论报》的助理编辑，之后又相继成为了《芝加哥论坛报》和《每日先驱报》的外派记者。
“九·一八事变”后，日本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，铁蹄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。从此开始，斯诺连续访问了东北、华北和华东多地，将第一手的资料发往国际社会，强烈呼吁国联能积极介入调停。
这段时期，斯诺有幸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等人，更对于日本侵华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。渐渐地，他萌生出了强烈的责任感，立志于真实记录中国人民的苦难，还评价“鲁迅先生是教我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”。
在上海，斯诺结识了同样来自于美国的进步青年海伦·福斯特，两人因为志同道合而成为恋人。1932年圣诞，他们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了简单婚礼，之后相伴游历了日本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，最后返回中国的北平定居。
从1934年开始，作为美国《纽约日报》驻华记者的斯诺受到司徒雷登的邀请，进入燕京大学兼任了新闻系的讲师。为了教学方便，他特意就近购置了一处院子，还经常携夫人一同欣赏着燕大的美景，尤其钟情于未名湖。
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旧文化底蕴和新文化成果，斯诺对于胡适、鲁迅和梁启超等人都非常推崇，接连拜读了他们的著作。为了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文化，他还在姚克的协助下将鲁迅的多篇文章都翻译成英文出版，相当于是架起了一座中西方交流的桥梁。
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，蒋介石却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歪理邪说，致使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活动。作为燕大的老师，斯诺也多次在北平参加罢课和游行，鼓励自己的学生们投身爱国运动。
在一次次的学运过程中，斯诺对蒋介石口中的“洪水猛兽”红军却越来越有兴趣，他迫切希望得到答案，共产党真的那么可怕吗？怀着这个目的，他间接向时任华北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提出访问延安的申请，因为时机不成熟而被暂时搁置。
1936年4月，斯诺只身前往上海找到了宋庆龄，希望由她与延安方面进行联系。当时，红军在陕北立足不久，长期遭受国民党的围剿和打压而物资奇缺，正准备通过东征以解燃眉之急，迫切需要外科医生和医用物资。
为此，周恩来副主席给身处上海的地下党员冯雪峰同志下达了命令，希望能为陕北苏区引入一些医生和物资。在宋庆龄的支持下，以牧师身份作为掩护的董健吾带着马海德和斯诺一起动身前往西安。
1936年6月底，斯诺等一行人在西北“剿匪”副总司令张学良的配合下终于穿越了军事封锁线而抵达陕北。他们欣喜地看到，这里虽然道路崎岖，这里虽然生活艰苦，但是却处处弥漫着一种朝气和活力，远非国民党的国统区那种死气沉沉可比。
很快，斯诺在安塞百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，立即就被对方的那种积极乐观精神所感染。据他在日后回忆:
周恩来在中国是一个传奇人物，中等身材，个子清瘦。尽管胡子又长又粗，但却一点都不显邋遢，深邃的眼睛中富含热情，是一个儒雅魅力和领袖气质相结合的产物。他跟我说，自己有五年未曾说过英语了，但发音还是相当准确，只是有点迟缓而已。总体来说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思维缜密，非常擅长推理分析，而且说话温和，与国民党人员时常粗俗骂人的话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在会见完斯诺后，周恩来立即安排他前往保安去访问毛主席。考虑到路途的艰辛和不便，还特意赠送对方一匹良驹作为代步工具，再三叮嘱随行的同志们做好接待和保卫工作。
7月份的陕北地区已经烈日炎炎，毛主席居住的那孔窑洞却还是显得有些潮冷，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兴致。日常生活中，他的物质需求非常简单，除了香烟和辣椒以外很少再提要求，这次却安排秘书叶子龙去找些茶叶和红枣，准备“盛情招待”远方的客人。
7月11日，毛主席从窑洞中走出来，热情地欢迎斯诺和马海德，几个人在院子里亲切地进行了交谈。对于这初次的见面，他是这样描述和回忆的:
眼前的这位领导人看上去面部瘦削，就像美国林肯式的人物，个子要高出一般的中国老百姓，有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，两眼看上去炯炯有神，鼻梁骨很高。而且，他有着中国农民身上那种质朴纯真的性格，说起话来平易近人，非常富有幽默感……。
在保安的采访过程中，斯诺逐渐得知毛泽东还是一个“学者型人物”，除了对政治、哲学、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外，还具有极高的演讲和写作能力。最关键的一点，他没有上过一天军校，却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把“蒋校长”搞得晕头转向，绝对是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
采访结束后，毛主席诚邀斯诺多待些日子，更欢迎他随便参观和走访，丝毫没有国统区的那种如临大敌之态。此后的几天时间，他在周边地区畅通无阻地进行了采访，真正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。
斯诺还就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，对于我党和我军的很多主张都更加了解。他发自肺腑地认为，中国的未来已经不属于国民党，而是属于这里。
经过几个月的相处，斯诺和毛泽东已经建立起真挚的友谊。临别前，他想给毛主席拍张军装照刊登在报纸上，才得知对方从来都不戴军帽，只好将自己头上的帽子递给毛主席，从而留下了那张永恒的经典照片。
在返回的途中，斯诺整个人都心潮澎湃，激动地在日记中这样记载:
我与红军相处的4个多月里，见到了最淳朴、最幸福的中国人，感受到了自信和希望，中国在这种危急时刻终于找到了民族的灵魂。
1936年10月底，斯诺终于返回了北平，将自己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内容都整理发表在了报刊上，几乎每篇文章的开头都有那张半身军帽照。毛主席见到照片后，还乐呵呵地表示:
从来没有想到，我这个向来不修边幅的人照出的照片还能这么好看，非常感谢斯诺同志！
1937年7月，斯诺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可以说，他让全世界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，远胜于曾经的种种认识。
卢沟桥事变后，多个国家的民主人士都纷纷赶往延安，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。究其原因，与斯诺的奋笔疾书和着力宣传密不可分，甚至功不可没。
1938年10月，随着广州、武汉等地相继失陷，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。从此开始，日本迅速调整了对华策略，由之前的“积极进攻”转变为“积极劝降”，直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反共高潮。
1940年10月，蒋介石突然以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电令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作战。对此，我党公开驳斥了国民党的险恶用心，但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考虑，还是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对日军作战。
1941年1月，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率领主力9千多人奉命北调，途径皖南茂林地区时被国民党的8万多人包围。经过七个昼夜的血战，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殆尽，史称“皖南事变”。
皖南事变后，国民政府企图混淆是非，污蔑新四军是“叛军”。斯诺在得知真相后仗义执言，数次揭露蒋介石的累累罪行，很快被取消了新闻记者的采访资格并且遭到驱逐出境。从1928年踏上中国土地到1941年离开，他不无伤感地表示:
在中国待了10多年时间，我的身体虽然就要离开了，但是心却依然留在这里！
回到美国后，斯诺继续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，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。除了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力外，还积极为中国募集抗战资金，俨然成为了一个“异类分子”。
抗战胜利后，斯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，多次呼吁国共两党可以联合推动和平建国。不过，在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下，内战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，这位国际友人也显得痛心疾首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，继续对共产党采取敌视政策，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冰点。由于斯诺长期以来亲近我党，更加遭到美国政府的打压，处境非常的艰难，甚至就连很多文章都难以公开发表，被迫离开了美国前往瑞士去定居。
1960年6月，斯诺接受邀请重新来到中国，成为中美两国在隔绝的20多年间唯一获得签证访华的美国人，成为“第一个报春的燕子”。之后，他又在1964年和1970年两次访华，每次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。
1969年，共和党人尼克松入主白宫，为了扭转美国的窘境，他开始谋求改善对华关系。同时，中国虽然结束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但与苏联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，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现实需要。
1969年8月，尼克松先后委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·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北京传话，表示出愿意接触与和解的意愿。对于美国方面抛来的橄榄枝，中国也作出了积极回应，表示愿意与之改善两国关系。
1970年10月1日，斯诺参加了新中国国庆21周年的庆典，更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，成为首位陪同领袖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的外国人。为了庆祝老友重逢，伟人在工作之余不仅与斯诺会谈，而且还破例与他共饮茅台酒。
斯诺深知，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局势，自己应该继续肩负起中西方沟通的任务。于是，他在中国多地都进行了走访和调研，创作完成了又一部著作《今日红色中国：大河彼岸》，以客观角度详实介绍了当时的中国。
在1971年，随着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结束，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推动了“乒乓外交”，极大地改善了中美关系，远在瑞士的斯诺也乐见其成。不过，他的身体状况却大不如前，总会感觉浑身无力且精神不佳，最终被确诊为胰腺癌。
乒乓外交
毛主席惊闻此事，立即找来周总理当面商量对策，决定派出国内最强的医疗团队前往瑞士救治，可能的话还要接回北京治疗。不过，经过中国治疗专家组的会诊，发现斯诺的病情已经处于晚期，癌细胞几乎扩散到了全身，早已错失了手术的最佳时期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专家组只能遗憾地向组织汇报，并且建议斯诺继续留在瑞士接受保守治疗，如果长途跋涉返回中国的话只怕更加危险。得知毛主席和周总理如此挂念自己，他在病榻上含泪表示:
我真的很开心，能在生命结束前见到中国朋友们，我是多想亲眼看到中美领导人会面的场景啊。可惜，我是等不到了！
1972年2月15日，斯诺在昏迷中平静地离世，享年仅仅67岁，这天还恰逢是中国的农历春节。当毛主席得知消息后，泪水逐渐模糊了双眼，低声喃喃地表示“他才67岁，还能做好多的事”！
斯诺在弥留之际，留给家人一份遗嘱，简单交代了自己的后事，更对中国念念不忘:
我爱中国，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。
得知遗嘱内容后，毛主席当即表示由周总理全权负责善后事宜，一定要妥善安放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。
1973年10月19日，我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斯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许多领导人纷纷出席。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曾经工作过的燕京大学旧址，安放在了美丽的未名湖畔，墓碑上镌刻着叶剑英元帅的亲笔题字:
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·斯诺之墓。
2009年9月10日，宣传部、组织部和统战部等11个单位联合评选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，斯诺毫无争议地光荣当选。看来，历史从来都不会忘记任何一位真正做出过贡献的人物！
